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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绍君:争相炒作或令画家艺术自毁
时间:2014-12-14 21:35:07    最具收藏价值中国画大家    中国画通鉴网

 

   美术批评家郎绍君   

        作为中国文化的突出代表之一,中国画有着广泛的受众,进入当代的中国画在创作和精神上得到更大的解放和自由,而随之而来的,关于中国画的变革和创新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。就此,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美术批评家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,在他看来,多元化发展使中国画有无限生机,但也使它的面目不像以前那么清晰和肯定,其前景还有待洞察和把握。不过,他提醒在当前追名逐利的浮躁环境下,画家更应警惕“高原停顿”,避免“艺术自毁”。

  无限生机与现实困惑

  广州日报:“85新潮”时期有个观点惊世骇俗,认为“中国画走入穷途末路”,您怎么看这个观点?

  郎绍君:这是当时的年轻批评家李小山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,这个带有极端意味观点的出现,标志着新时期之初,青年理论家直言不讳的批评精神的复活,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画革新的焦虑和期望。对中国画“危机”的表述,点燃了关于中国画现状与前景的大讨论。我一向的看法是,这种冲破时俗的自由批评精神,打破了只会颂扬、不敢讲真话的风气,但不赞成“穷途末路说”本身。
  在我看来, 新时期的画家进入更开放的环境,获得了更大的创作自由,个性得到很大解放,凡事都以“阶级斗争”的观点和方法去衡量的时代结束了,统一意识形态的束缚大大松绑,中国画有了趋于繁荣的前提。

  中国画面临的新的社会情境:一是伴随世界经济的全球化,艺术多元化不可避免;二是发端于西方的“当代艺术”作为强势文化,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响应与传播;三是艺术市场的复兴,给美术创作带来有力的刺激。不过,趋于多元的中国画,其前景如何,还有待我们洞察和把握。

  广州日报:那么,您觉得中国画是否有危机?

  郎绍君:中国画的内容、风格、样式、材料和技巧越来越多样,借鉴西方艺术、追求个性的潮流越来越强势,这既促进了中国画的新变,也使它的边界趋于模糊。可以说,生机与困惑并存。如何理解本土艺术的现代化,如何处理本土艺术和外来文化的关系、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关系,是中国艺术界的一件大事情。

  “新水墨”有待时间检验

  广州日报:为了追求中国画的现代性,画家进行了各种尝试,您怎么评价这些“新水墨”?

  郎绍君:中国画的新变被称作“新水墨”,是一种语言上的方便,以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为中坚的年轻画家,敏于时代感应,吸收新的观念,尝试新的形式,诸如变形的、抽象的、观念的、奇幻的,努力赋予中国画新面貌和新的表现力,这是中国画发展的必然,是好事。“新水墨”没有一定的格式,但都使用水墨材料,保留一定的水墨特点,和传统中国画有不同程度的连接,应当充分肯定这一大趋势。

  广州日报:在今年秋拍上,新水墨画家徐累的《霓石》成交价为1840万元,达到了千万元的级别,这是否说明当代“新水墨”的尝试已获艺术界肯定?

  郎绍君:拍卖的指数与艺术的品质有一定关系,但它体现的主要是市场价值,而不是衡量艺术价值、美术史价值的标准。徐累作品的拍卖也是如此。说到底,市场是一种资本运作,参与运作的各方都以赢利为主要目的。市场难免有各式各样的炒作,出现混淆优劣与真伪的事情。一般说来,那些进入历史的、有定论的艺术家的市场价值,会较多反映艺术价值,反之则差一些。一个“新水墨”画家的市场价提高了,有多方面原因,但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代“新水墨”的艺术价值,需要具体分析。

  广州日报:那么现在进行“新水墨”创作的画家中,您比较肯定的是哪些画家的作品?

  郎绍君:批评家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偏爱选择,但这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理性的态度和具体深入的艺术分析。你说的“新水墨”画家大多年轻、敏感、没有框框,他们有探索性和新意,评论界和市场重视他们,是很自然的事。但他们的作品,能否在美术史上站住脚,需要时间的检验。

  人物画进步巨大 写意画难有超越

  广州日报:近年来,有批评家谈到,当年徐悲鸿用素描和写实的方法改良中国画,其实伤害到中国画的发展,假设当时林风眠这条创作路线得到重视的话,也许不一样,您怎么看这个观点?

  郎绍君:徐悲鸿引入和提倡写实绘画,重视学生的素描学习,对于中国画的发展有得有失。写实传统的传播,提高了几代画家的造型能力,最受益的是人物画。可以说,20世纪中国画,最大的收获是人物画的巨大进步。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徐悲鸿是推行写实艺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,但中国接受写实主义是一个时代性的选择,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。林风眠是另一类典型,即引入西方近现代艺术传统,提倡表现性的绘画。徐、林两个人代表的是两种传统、两种借鉴方法和两类风格。他们各有各的价值,也各有各的局限,在我看来,两条路都走得通,都有发扬光大的可能。值得注意的是,无论徐悲鸿还是林风眠,以及他们的某些后继者,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看法,都曾受到激进主义的影响,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虚无主义态度,吴冠中更是典型的例子。当然,这要联系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情境去认识,做慎重的学术清理。

  广州日报:对于今年的全国美展,很多人会觉得工笔、写实的作品多、水平高,写意的作品少、水平一般。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画注重写实教育导致的,还是有其他原因?

  郎绍君:这与全国美展的评选机制、评选标准有关。因为参选画家多,入选作品有限,所以经验告诉他们,相对工细精致的、大尺幅的作品容易得到肯定。可能还有一个因素,就是学院教育重视写实能力的培养,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法,而写意能力的提高要难得多,需要深厚的传统功夫,也需要相对出色的才情。在市场和媒体称雄的社会,年轻画家都希望快出名、早出名,耐不住寂寞,写意画难以有超越性进步,是自然现象。

  广州日报:您曾说当今中国画处在“没有大师的时代”,原因是什么?

  郎绍君:这是上世纪末说的话,我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法。近百年激进的反传统浪潮一波接一波,中国画借鉴西画以改造自身的探索出现偏颇,政治对艺术的干预过多,艺术市场的长期中断,市场复兴过程中的失范,中国画教育与传统的长期脱节,以及信息时代新的社会文化情境的变异等,都与这一现象有关。当代有才能的中青年画家很多,但在精神、学养、形式、技巧、人格修炼以及继承与创新方面取得大成就者还太少。不甘寂寞,争相炒作,把利益看得太重,导致画家们“高原停顿”和“艺术自毁”。

  无原则吹捧令批评变庸俗炒作

  广州日报:有人说,现在的批评家不独立,您怎么看这个问题?

  郎绍君:其实,比起“文革”期间和“文革”前,现在的批评家独立多了。但比起上世纪80年代,独立性又有所不及。总的来看,如今的批评界从事美术批评的人不少,分工也更加明确;批评刊物很多;不乏才华横溢的年轻批评家,举办了诸多有影响的专题展览,主持了很多有学术质量的研讨会,出版了不少有见解的著作;存在的问题是,还缺乏有扎实学术功底的批评,缺乏真正熟悉中国画、谙熟画史、画论又深知现状的批评。现在有太多庸俗的市场刊物、市场批评,其无原则的吹捧,把批评变成庸俗炒作,把抄袭当作家常饭。我这里说的是“庸俗的市场批评”,不是指所有的市场刊物和为市场写作的批评。有把市场之需与学术追求恰当结合起来的批评,把学术品质放在首位而不被利益目的绑架的批评,这是收藏家之需、画家之需、学者之需,要敢于肯定和支持这样的批评。

  广州日报:这样的批评现状,对于艺术创作会产生什么影响?

  郎绍君:现在批评家的作用不如市场的作用大,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听批评家的话,也没有多少画家会认真去看批评文章,大家都忙着挣钱呢。如果要说不好的影响,就是那些庸俗的市场批评会推荐一些并不是那么好的作品,令一些没有水平的作品充斥市场,令人们对艺术认识更加混乱。来源:广州日报  作者:刘丽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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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郎绍君,1939年生,河北定州人。1978年,他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,毕业留院美术研究所工作,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、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。其出版著作《齐白石研究》获得了首届文化部优秀艺术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;主编的《齐白石全集》获得了中国图书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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